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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链接：http://news.qq.com/a/20090905/000441.htm

来源：《新京报》2009年9月05日   摘编：新闻中心 国庆

　　不久前，高考录取被媒体揭露的浙江“三模三电”加分事件、重庆民族生作假事件等，引起公众对改革高考加分政策、保送生政策等的热议。然而，所有这些意见、讨论往往止于“新闻事件”，热闹过后，复归平静，现状依然。这不仅令人悲哀，也很可怕。

　　不可否认，大多数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对政策实施的效果加以监测和评估，做出调整、完善乃至终结的改变。一个系统如果丧失了自我疗伤、自我纠错的机制，一旦形成，便只能永远带病运行下去，其后果必然导致大面积的变质异化，彻底破坏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和公信力。

　　对一项公共政策的评估，首先需要的是信息基础，是事实判断，即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微不足道的个别情况、偶然现象，还是具有整体性的严重问题。就这次被披露的部分事实，有些情况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例如，教育部规定的高考加分项目约14项，而各地已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累计达192项之多（7月8日《中国教育报》）。今年重庆市19.6万考生中，获得各种加分者7万人，比例高达35.7%（7月14日《新京报》）。又有人分析2008年北京市文史类考生的成绩，在600分以上的599名考生中，得到加分照顾的214人，比例同样高达35.7％（7月3日《中国青年报》）。

　　政策评估的信息还应当深入得多。比如，我想知道获得民族生加分的考生来自大中城市和重点学校的比例，因为真正应当照顾的是那些缺乏教育资源、生活在农村和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还有，我想知道保送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习情况，被保送到重点大学的究竟是优等生、次优生、还是中等生，或者基本是差生？因为我听到不止一所高校反映，每学期末“挂课”的学生，不用问，基本是保送生！但愿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需要用宏观的数字说话。

　　我还想知道因获得科技创新奖而加分的学生家长信息，因为获知某些动辄以纳米技术、基因工程获奖的高中生，其成果竟然与家长的研究领域“高度重合”。还有一项重要评估，即获得加分学生的社会阶层背景。当然不是说优势阶层的子弟不能享受加分，但是如果能享用这一政策的基本是“非富即贵”的子弟，那么加分政策的公平性、公正性是否应当受到质疑，有关政策是否应当适时地加以调整、改变？

　　真正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和修改的正当程序。笔者建议，依照中共中央外围滚球app：科学民主决策的要求，制定“教育行政决策规范”，规定重大教育决策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实行听证制度，履行论证、咨询、民主讨论、听证等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实行质询制和问责制。但这还没有解决一个“主体”是谁的问题，即谁来论证、谁在决策。要改变“内部人”决策，而且其行为主要是“对上负责”的状况，必须建立公众参与、社会共同治理的新的教育治理方式。

　　建立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教育审议会制度，是公众参与教育治理最主要的形式。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审议会制度。法国教育部有“国民教育高级审议会”、“全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审议会”等十余个职能不同的教育审议机构。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各级政府间教育审议会”、“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联邦成人教育审议会”等多种审议机构，各州还设有州的教育审议机构。日本文部省先后设置了20余个中央教育审议机构，对战后日本教育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此改变教育部门的内部决策，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参与性和公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