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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检察日报》2009年09月17日　摘编：新闻中心  国庆

原文链接：http://news.qq.com/a/20090917/001156.htm

杨东平，1949年生，上海人。外围滚球app：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第一个环保协会自然之友会长。

我们的社会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50年代工程教育培养出来

主持人：首先请杨老师对60年的教育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杨东平：高等教育或者大学发展的历史跟整个社会的发展史是非常一致的，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文革前、文革十年、文革后。

文革前的大学教育，我们通常称之为“17年教育”——1949年到1966年。然后是文革十年，文革结束以后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还可以再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恢复重建文革时几乎消失的高等教育；第二阶段，80年代，以教育体制改革为中心；第三阶段，9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发展时期，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规模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媒体通常所说的“教育产业化”的阶段，学术界称之为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模式，主要通过市场、收费的手段来促进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弊病。

如果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内涵来看，我个人认为可以用一条线索来概括这60年。1949年的“17年教育”，是按照苏联模式来实现所谓的“新中国教育的重建”的。后来，无论是毛泽东的教育革命，还是80年代的教育改革，革命或改革的对象都是苏联模式。直到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高度集中和计划的管理体制和培养方式。

主持人：新中国教育的重建是如何进行的？

杨东平：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建，集中体现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一个动机，就是按照新的社会发展需要，把当时称为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重新加以调整、改建。

我个人认为当时进行院系调整有两个直接的动力：第一，发展工业化的需要，就是要快速地培养大批的经济人才、工程师、技术员；第二，构建新的政治、文化体系，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挂帅。所以，一个动力是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再一个动力是源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这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做了一个彻底的改造。

院系调整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按照苏联模式，以发展各种专科学院为主，把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大规模地拆解、重组，构建了很多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以专科学院为主的一种高等教育体系。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把原来在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改成了专科学院，一个学校可能就只剩下一个学院。比如，把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改造成工科院校，工科、理科都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同时，高等院校的管理，采取了跟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所以，50年代大学的自主性就逐渐地消失了。

院系调整的成效，为工业化迅速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今天我们的社会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50年代工程教育培养出来的，但这种教育本身也有很多很明显的缺陷。

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是为工农子弟开门

主持人：60年代的教育革命有哪些内容？结果如何？

杨东平：毛泽东在1958年就发起过一次教育革命，1966年又发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教育革命。这两次教育革命，内涵非常相似，可以说1958年是1966年的一次小型预演。一些基本价值是相同的，比如高度政治化，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等这些政治特征，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强调为工农子弟开门的目的；还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就是抵制苏联模式，毛泽东本人是否定苏联专家治国和过于强调正规化、制度化的教育模式的，所以文革时对当时的教育体系来了一次大的颠覆，包括学校的招生制度、基本学制、教育内容，把重点从高等教育转到基础教育。文革时期基本学制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

我个人的一个评价，文革中对高等教育的改造，是取消了大学培养研究型人才这个层次的教育，强调培养面向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时实行的“721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当中培养中低级的应用型人才。当然，这些应用型人才，中国当时是非常需要的，今天的教育恰恰是不恰当地把重心提得过高。对一个国家的教育而言，应该是高级人才、中级人才、初级人才并举，这就是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别。

主持人：取消高等教育考试制度，当时的考虑是什么？结果如何？

杨东平：应该说，取消考试制度，在巨大社会差距的情况下，用面试推荐的方式招生，是毛泽东教育改革里最典型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非常浪漫的。他的初衷有合理性，就是为工农子弟开门，避免所谓的“文化资本”造成一种阶层差距。

从表面上看，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数量在文革中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学教育在全世界都是一种竞争性的学习机会，和普通教育不一样，应该有一个学术评价标准，但是文革时期的推荐招生取消或者降低了学术标准，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都可以进大学。

但事实上，这种措施马上就变质了，而且更多地助长了“拉关系”、“特权”、“走后门”，越是到了后来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完全背离了初衷，即便是农村来的学生，如果你仔细了解，他的家长至少也是一个大队会计，不可能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1977年恢复高考让出身不好的阶层有了向上流动的可能

主持人：改革开放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恢复高考，请您把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状况做一个基本的描述。

杨东平：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文革后教育重建的一个起点。教育重建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高考制度本身。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本是大学选拔制度的常识，把这个被颠倒的秩序恢复了。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出身，不看政治态度。很多文革中丧失了教育机会的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都重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就是很多人特别感恩的地方，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有很多是文革当中或者文革前被贬损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比较典型的就是胡风的儿子张晓山，本来分数达标了，但大学都不敢录取。最后是胡耀邦出来说，这个孩子跟家庭没关系，就录取了。

所以，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一场思想解放，更是一场政治变革。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有什么调整？

杨东平：这方面最典型的是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大变革，有人称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院系调整，就是90年代开始的大学合并。当时有一个八字方针，叫“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基本趋势就是强调大学的综合性、重新恢复和组建一批新的综合性大学，把几个不同类型的学校合并到一块。

这次调整的初衷应该说还是合理的，重新强调大学核心的综合性，是对50年代苏联模式的反拨。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有些弊端，比如所谓的“单纯的行政驱动”，出现了片面求大、求全、“拉郎配”等现象。但是如果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它确实是对50年代院系调整的一次重新纠正。

主持人：从这个苏联模式，回到国际上更通行的“通才教育”。

杨东平：“通才教育”的理念和改革实践也是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长期以来，大学的人文基础教育通常是政治理论课，叫“两课”（指我国现阶段在普通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90年代末以来，很多学校开始尝试使用通识课程，用这样的概念充实大学人文和科学的基础教育。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都做了很多尝试，这个也是对苏联模式的一种校正，改变以前片面培养高度专门化的专家的模式。

主持人：这种“通才教育”的理念，应当说是很不错的，但现在出现大学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倾向，甚至一种职业一出现，一种专业就出现，教育的定位不是越来越宽，而是越来越窄。这个跟“通才教育”的理念是不是相悖的呢？

杨东平：“通才教育”现在仅仅是在理念的层面上进入了大学校园。我们的学校还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不是以学院为单元招生，基本培养模式还是50年代这种过于专门化的教育模式；学校科系的结构还是按照苏联模式形成的，高度专业化，学院下面要分很多专业，过去学院下面是没有专业的，比如计算机学院就是计算机学院，化学学院就是化学学院，现在学院下面又分专业、分系。50年代刚刚开始学苏联的时候，当时一共是200多个专业，到了80年代，最高峰达到800多个专业，这些年在不断地减少专业，现在大概还有300来个专业。学校人才培养还是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学科的基础上。这个跟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对人才的培养需求是脱节的，也是今后教育改革仍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现在博士硕士招生成世界之最

主持人：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得特别快，现在的招生人数，特别是高层次的，比如博士生、硕士生，好像都成为世界之最，请杨先生评价一下这方面的得失。

杨东平：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另外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大学扩招”。从1999年开始，不到10年的时间，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扩大了6倍左右。1998年才招生一百零几万，现在每年招六百多万，这个招生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制定“十五”计划时，国家规定本是争取在2010年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结果2002年就实现了，现在已经到23%左右了，这个数字增速是非常之快的。

一方面，教育机会的扩大使很多年轻人得以享受高等教育，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社会对大学教育培养质量的抱怨，扩招以后大学教育质量是否滑坡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我觉得这个争议到2005年国家制定“十一五”计划的时候，画了一个句号。“十一五”计划里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就是一句话“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无论是教师、学生的反应，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反应，这个评价应该是比较一致的——片面追求规模、速度，高等教育质量下滑。

如果我们把高等教育增长的规模和教育投入的曲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国家的教育投入，就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条水平线，从2.9%到3.0%，没有明显的增长，但高等教育的学生规模增加了几倍。为什么呢？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教育产业化的这种经济主义模式。

高等教育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扩大，实际上高校扩招的主体是地方性高等教育，省属高校扩招幅度很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降到了不到1998年以前的一半的程度，教育质量怎么保证？2005年以后国家采取了一个比较强势的政策，严格控制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现在基本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在4%到5%之间。回顾一下1999年到2003年，每年的增幅在40%左右，这个速度可能也是世界之最了。

为何农村孩子上名牌大学的少了？

主持人：温总理曾经非常担忧地说到，大学里的农村孩子为什么越来越少了？这是怎么回事？

杨东平：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也是我2000年以来的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也做了一些调查。

从宏观统计来看，说农村学生的比例降低，有些人会不服气，2003年左右农村学生的比例还是跟城市的生源持平，现在已经超过了城市学生，2006年的时候农村学生占53%。

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感觉，温总理也提到，为什么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了？其实是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这个现象非常明显。我们在一些学校有调查，清华、北大来自农村的学生，2000年前后是18%左右，一直是低于20%的；中国农业大学也是“985”高校，原来农村学生比例达到40%左右，最近这几年已经降到30%以下，这个速度是非常明显的。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正在从外在的显性的不公平转移为一种隐性的不公平，按照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布，虽然农村孩子上大学了，但享受的是另一种教育，农村学生、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地方性大学，高职高专比较集中，而在研究型大学比例越来越低。

这个原因，还不全在于高校本身，而在于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教育。因为高校学生的结构跟高中学校是完全同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中等教育学生结构的延续和放大。所以，问题主要出在高中阶段，重点学校制度正在成为加剧这个社会差距的制度。因为进入重点学校除了靠学业水平、文化制度，现在还有金钱和权利的勾结，还有择校制度，所以说高中阶段教育加剧了社会分化。

地区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

上海、北京录取率可达80%，但是最低的省只有30%

主持人：地区差距现在也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杨东平：文革前高等教育院校总量很少，能够上学的人很少，而且那个时候中央部委院校比重比较大，因为是面向全国招生，现在也没有人研究过当时地区差距的情况，但从社会反应来看确实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现在进入所谓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各地高等教育的招生能力差异造就了各地录取率的巨大差异。比如上海、北京，应届考生录取率可达到80%左右，全国平均录取率不到60%，最低的那些省只有30%多，像贵州等。另外，人口大省录取分数线非常高，比如山东、湖北、河南。高校招生的主体现在是省属高校，9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把300多所中央部委学校都下放给地方了，中央部委所属的院校除了教育部的75所，和属于其他部门的，现在就100所左右，2/3的原中央部委高校都下放给地方了，所以现在即使中央部委院校在各个省的生源分布完全均衡，中央部委高校的招生名额只占每年招生总数的17%左右，各个地方的录取率主要是由省属高校招生决定的。

地区差距，是高等教育里面相对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看省属高等教育发展的能力。如果打破分省定额这样的录取制度，全国排大队的话，这确实也是不太可行的，会造成教育机会更多地为城市人群、优势人群所享用的后果。

外围滚球app：高考改革的方案，国家也在制定，我们研究院也提出一个方案：多样化、多元化。比如，研究型大学可以自行组织联考，按其特定的需要来招收学生，不见得一定要全国“一刀切”，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选拔学生，它的趋势应该是更加多样化，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

要改革的不仅仅是高考制度

主持人：现在有人抱怨学生考试压力大，这个您怎么看？

杨东平：在新的背景下，全民的教育热情很快就转化成了对考试和分数的狂热追求。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体教育文化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造和更新，而同时它的对立面消失了。

80年代以来一直发展到90年代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的现实，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死读书、读死书这种科举教育的复活和强化。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这种教育是被批判的，陶行知、蔡元培都是批判这种传统的先锋，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旧教育也是很反感和持批判态度的，这个价值观跟杜威、陶行知非常相似，甚至是一脉相承的。1978年以后，传统教育为什么会复活？主要就是只恢复了考试制度，教育文化和教育改革没有同步进行。我认为不该把所有教育问题都归到高考制度，小升初、初升高制度也都需要改革。也有人说高考指挥棒会影响高中，但不会影响小学，也不影响幼儿园，影响小学的是中考制度，是小升初制度。

高等教育改革急需回归学术本位管理

主持人：现在大家议论非常突出的还有一个学风问题，一些大学抄袭成风，甚至抄袭剽窃行为不端的当事人层出不穷，原来是一些教授，现在是一些校长、院长。这些情况大家非常感慨，在“17年教育”里高等教育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反而频繁出现。原因是什么？

杨东平：一方面跟我们整体道德环境的退化有关，整个教育界跟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是相连的。对于大学发生的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背后可能还有一些特定的原因。今天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原因之一，是学术共同体、学术自律、学术精神的流失。

50年代重建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计划经济的强烈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由于我们没有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90年代以来，这种官本位、行政化的回潮比较严重，过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传统已经基本消失了。现在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学术共同体已经没有能力裁断某些问题是否为学术腐败，而是要找组织部，要找纪委，甚至要找法院来评价。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重建大学学术本位的管理，区别于官本位的行政化管理。

很多学校也在开始设立教授委员会，也有人认为现在教授本身的素质和水平就有问题。我想还是要从制度建设上着眼，如果我们有学术自治，能够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自律的管理，情况会逐渐改善。最近有一个教育新闻，吉林大学实行所谓“政学分离”的改革，规定各级学术组织，行政干部都不得参加，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都不得参加，真正做到由教授来管理学术事务，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尝试和一个开始。

为何我们难以产生“大师”

主持人：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国已经产生一百多年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有一些大学校长，现在对他们的口碑也很好，比如北大校长马寅初，人大校长吴玉章等；改革开放初期，就是您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也有一些校长很出色，比如刘道玉；现在大学规模越来越大了，值得尊重的校长反而不是那么多了，口碑能够进入社会、名声能够远播的校长越来越少。您觉得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如果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原因是什么？

杨东平：这个现象大家是有共识的，也是公认的。这些年没有造就很多的学术大师，也没有能够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大学校长。虽然我们对高级人才、创造型成果、创新型国家的呼吁和渴求非常强烈，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渴望的人才辈出、大师云集，是制度文明的成果，不是完全靠短平快的激励政策就能够产生、能够造就的。钱学森非常担忧，他最近几年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好几次言论，觉得60年没有培养出优秀的拔尖人才。这还是跟大学实行行政化管理有关，没有真正按照把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规律和逻辑去管理。

另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现在也很响，我想就是针对这个现实提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优秀大师、创造性人才？制度需要变革。“现代大学制度”有些最基本的特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大学作为一个有别于行政机关，有别于商业机构，是一个第三部门，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要实行一种学者的自我管理。这些理念现在都已经出来了，要变成实践可能还有一个过程。

民办教育从理念到管理还有很大空间需要拓展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后，民办大学开始恢复，现在在整个格局里显得非常弱势。这种格局您觉得是否正常？今后有没有改进的余地？民办大学是不是应当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杨东平：回顾60年的高等教育，其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民办教育从被取消到80年代以后重新获得生长和发展，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多元化”的格局，在公办教育以外还有民办教育。

同时，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出不了张伯苓、陈嘉庚这样优秀的民办大学校长或者优秀的私立大学校长？从理念到管理，民办教育仍然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为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民办市场和社会化被视为需要防范的对象。

尽管2000年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确认“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和公办教育同样的待遇。”但是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到今天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落实，所以民办教育发展空间很有限。比如，把民办教育局限在专科或者专科以下层次的教育，这完全是由于国家垄断了教育资源，只允许你办本科，不允许你设本科，这样民办学校就很难发展。相反，对公办学校建立的独立学院，一开办就允许它招收本科生，可以颁发本科学历。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民办教育的发展在中国是一个特定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独立学院，我觉得这里头文章很大，名义上是公办大学的一部分，实际上有其他的资本进入，所以它可以高收费，这个现象现在也受到批评。您觉得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看待？

杨东平：我觉得独立学院是9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产业化政策最突出、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它的动机本是为了扩大教育资源、扩大高等教育招生，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公办学校的品牌，再加上市场化的资源，来构造一种所谓非公非私的学校，但它构成对真正民办学校的一种不公平竞争。所以，大家通常称之为“假民办”，上面有一个红帽子，公办大学的帽子，但实际上它的办学模式行为跟民办大学是一样的，但它又享有可以招收本科生的特权。近几年国家已经开始规范和整顿独立学院，彻底地改造成民办学校，跟母校从文凭到资产管理、到校园、到师资，都要尽可能独立，但也是很难的。

在职公务员研究生班有变相“权学交易”嫌疑

主持人：高等教育还有一部分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在民国时代规模非常小，在建国后17年规模也很小，改革开放后恢复了研究生教育，最近这些年扩张非常快，现在中国研究生招收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质量受到怀疑。现在一些高等院校对硕士生的学术要求已经放得很松，硕士生本科化，博士生硕士化，这个问题杨先生有什么看法？

杨东平：这也是社会反应非常强烈的现象。尤其是博士教育，是高等教育最高端的教育，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个层次的质量控制都非常严格。这些年，一个是官本位的价值，一个是市场化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过程。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坏的就是主要面向公务员举办的研究生班、博士学位班、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班，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权学交易”，越来越多的年轻官员都有硕士、博士学位，同时也造成了硕士文凭、博士文凭的贬值，社会对博士的认可度越来越低。

另外一个问题，研究生教育有一个定位上的很大的偏差。文革前和80年代初研究生规模非常小，都是按照学术型人才来培养的。但是现在，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完全把硕士生按照学术型人才培养，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因为在西方国家，硕士阶段是一个所谓过渡性的学位，一年到两年，而且80%以上是一种应用型的学位，包括工商管理硕士。相反，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按学术型的要求去培养的，但毕业以后从事的基本都是非学术的工作，只是普通的办事员。所以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学位的制度，都是需要改变的，应该以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为主，学制也不见得一定要三年。

要把“学历主义”改变为“能力本位”

主持人：50年代提出要缩短学制，现在这个学制好像又拉得过长，许多单位用人门槛、就业门槛已经是非硕士不可，有的是非博士不可，甚至最近有一些省市对公务员的要求也提出了学历的刚性要求。

杨东平：这个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最近30年全社会对考试至上、分数至上、高学历的追求达到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程度，很不正常，各行各业都要凭学历，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在这轮教育改革中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把“学历主义”改变为“能力本位”，真正按照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来评价他，而不是根据学历的标签。但是这个改革同样是非常困难的。我有一个建议，能力本位的变革首先从公务员制度开始。比如在香港，报考公务员学历要求是高中，这可以为很多人打开一个通道，而且没有必要非要读大学、硕士。我们在很多方面不恰当地强化了学历的作用，甚至形成一种学历歧视，尤其这几年高等教育的分层又加剧了，把本科院校分成三层，第一层是“985”高校，研究型大学，第二层是“211”高校，第三层就是普通本科，很多城市的人才引进、人才流动都设置了学校的门槛，或者称之为学历歧视，愈演愈烈，甚至很多用人单位还要查三代，你现在拿了一个北大博士，看看你本科是哪个学校的，如果本科是非“211”的也不行。所以学历的追求和夸张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不正常、非常有害的程度。

总结高等教育改革60年

主持人：刚才咱们谈了很多当前大家感兴趣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最后请杨先生对整个60年做一个总体的描述和概括。

杨东平：我个人认为，这60年奠定了与新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一个新的高等教育制度。这个“适应”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8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改革任务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当前参与国际竞争、全球化、快速城市化、独生子女、老龄化、信息化，所有这些新的变化对我们教育体制、培养模式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最近国家正在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些内容和目标也都提出来了，尤其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教育的改革有非常直接的导向作用。“以人为本”如何在教育中实现，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下一轮改革新的前提。所以大家都对国家正在制定的规划非常关注，也希望这个规划能够切实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