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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东平（外围滚球app：教授） 来源：新京报2008年09月06日

^{杨东平 （外围滚球app：教授）} 　　

    日前，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订工作方案。会议确定了这次规划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强调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学生及家长的意见，重大问题在社会公开讨论，使规划编制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这是值得肯定的重要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一种“理想导向”的特征，即主要从一种宏大理念、宏伟目标出发，而不是从解决具体问题出发，往往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配套的政策手段，操作性较差。同时，政策议题主要由政府内部的权力精英提出，政策方案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具有所谓“内输入”的特征，缺乏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缺乏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博弈。因此，许多初衷良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大面积失真变形，例如大学扩招、大学合并等政策。

　　教育不仅关系千家万户、关系每一个儿童的民生问题，也关系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正是由于教育的这种特殊重要性，如何保证教育发展和改革规划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前瞻性，成为一个特定的问题。为了超越行政权力和部门利益的局限，许多国家和地区成立了非行政化的、有广泛社会代表性的审议机构，例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育改革，成立由社会各界代表构成、直属总理大臣的“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多个咨询报告，引起朝野讨论。

　　我国台湾地区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改革，组成由李远哲召集、各界人士参与的“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制定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审议制度，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在近年来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行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许多领域的决策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走在了教育领域之前。例如医改方案的制定，委托政府研究部门、非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国际组织平行地提供8个不同方案，再加以比较和综合。此外，一些重要的立法和修法，如物权法的制定、刑法修改等，也采取了公开草案，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的开放式决策，都值得此次教育规划制定借鉴。

　　目前，教育决策过程已经能不同程度地吸收专家、学者的参与，但这远远不够，还没有摆脱“内部人”决策的模式。应当更大程度地开放这一过程，不仅使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校长、学生、家长能表达和参与，而且有民主党派、企业界、科技界、劳动和就业部门、社区人士、海外仁人志士等的广泛参与，能就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公开讨论和辩论，从而形成共识，凝聚改革的动力，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制定出“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高水平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