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别让大学成为舆论中心说事对象
发布日期：2008-07-07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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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卢文洁 来源: 广州日报2008年7月5日T3版
1999年，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出台。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
2006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540万人，是1998年的整5倍，在学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毛入学率22％，总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改革不仅实现了教育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更重要的一点，它让30年改革开放的教育成果普惠于民，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子有了可能改变一生命运的机会。
武汉大学原校长 刘道玉
敢于吃螃蟹又不怕鬼
我是最虔诚的改革者
文/记者卢文洁
图/记者邱伟荣
今年3月22日，刘道玉给武汉大学的学生作了一场“闭门讲座”，并宣布自己的三条戒律：一是今后不再给校内外的学生作讲座；二是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三是不再参加社会活动。这“三戒”源于孔子的“三戒”。
“我已经75岁，是老年人中的一员了，不能期望再做更多的事。但是，我不会消极地休息，将继续做自己认为的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从容道出他的“老年宣言”。这名推行自由民主而享“武汉大学的蔡元培”美誉的老校长，已声明不再接受采访。在阳光明媚的武大校园，他仅以师生拜会的形式，回眸让他魂牵梦绕几十年的中国高教改革。
忆当年亲历:
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总结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刘道玉认为主要有四条经验、两条教训可以为今后的改革作为借鉴。
第一，改革必须要由中央领导自上而下倡导、支持和保护改革。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大力倡导。当时他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第二，改革必须要有宽松的环境。如果设置禁区，就是不允许改革；如果不敢冲破禁区，就不是改革者。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实行学分制，在经过试点后就普遍推广了，并没有经过请示和审批。
第三，改革要有一批带头人，他们是敢于吃螃蟹、不怕鬼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改革是承担着巨大风险。当时武汉大学的改革既面临上面的压力，也有来自群众中的闲言碎语，但我们没有放弃。
第四，改革必须要抓试点，通过试点取得成功。例如我们推行的学分制，在1980年试点了一年，取得经验后从1981年铺开。插班生制度也不例外，首次招收插班生92人，试点成功后才开始扩招。
然而，改革的道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痛苦和教训。我认为两条教训是要深刻认识的：一是警惕“左”，不消除“左”的思想影响，改革寸步难行。二是要澄清改革和发展的界限，不要以为抓了发展就是进行了改革。
诊高教弊病:
中国高教体制是个剥了壳的熟鸡蛋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到了今天，仍有许多问题急需改进。刘道玉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高教立足学习西方，但无论是从大学起源还是人才培养模式上，中西方大学均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好比一个剥了壳的熟鸡蛋，外白内黄（白色寓意西方，而黄色则是中国的象征）。外形上是西方的，如大学名称、院系设置、教师职称、研究生学位等，但内核还有不少是中国古老而传统的东西，如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平均主义、家族制、近亲繁殖等。
先从大学起源上看，中国大学起源和西方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大学是学人自发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在英文里“大学”一词意为学者与教者的共同体。它是纯学术研究机构，不受教会和政府干预，独立、民主、自由是西方大学精髓所在。反观中国的大学，一开始就是官办，是政府的附属品，大学失去了独立性。而且，大学起初就强调实用主义。1952年的院系调整，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进一步强化了实用主义。现在高等教育提出为社会经济服务，也是实用主义的表现。
不是完全否定实用主义，只是太过过于功利化，而削弱了原创性的研究，放弃了长远的、重大的理论问题研究，这是我国至今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国际认可的学术大师、没有科学学派和没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的主要原因。
再从人才培养模式上看，中西方的育人理念也相去甚远。西方教育是以自然主义教育理念为基础，实施的是“尚自然、展个性”的“成长”教育，将学生看作一个个自由发展的个体，无论是政府、学校或是家长都不会干预学生的选择权和发展方向。但中国教育理念是“塑造”，在家里接受父母的塑造，在学校要接受老师的塑造，而各级学校又要按照教育部门的统一模式进行塑造。这就是造成中国大学“千校一面”和“万人一格”的原因。
论高校扩招:
扩招幅度与经济增长相近会更好
现在也有人反思说扩招导致教育质量滑坡和大学生就业困难。刘道玉认为，高校扩招是必然趋势，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也要思考，扩招的步子可能是太急了一点。
我认为如果按照与经济增长同步的速度扩招，就能消除不少负面效应。扩招步伐一下跨得太大，高校就容易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夸大了规模效应。过去几年，许多高校纷纷改名、“升级”，明明是一个系，都改成学院，牌子越大越好，学校规模越大越好，建筑和装修越来越豪华。现在中国的本科生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规模大一定意味着学校水平高吗？这里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做参考。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东部13所常春藤大学之一，有意思的是，美国最时髦也被称为“金饭碗”的三个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在该校都没有。我很钦佩该校女校长雪莉·蒂尔曼的智慧和魄力，她推行极端严格的本科生教育和极为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事实证明卓有成效。该校仅有在校本科生4000多名，研究生2600多名，但它却是全世界最好大学之一。
我觉得假如扩招再推迟3~5年，等到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可以承受扩招的诸多压力，或者扩招幅度与社会经济增长幅度比较靠近，效果就会好得多。
刘道玉
1933年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
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制度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专著。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外围滚球app：教授 杨东平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包办高等教育
文/记者卢文洁 图/记者邱伟荣
在教育研究者中，杨东平以言论大胆著称。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已越来越成为人们重视的核心价值，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正面作用——普罗大众的公平意识已经抬头，并将随时日而深化。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咖啡厅里，杨东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坚持“高教改革的道路只能往前不断探索”。
企业对于高教改革的意见不容忽视，作为用人单位，企业对“产品”的质量拥有发言权
广州日报：您本人怎么看待高等教育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
杨东平：回顾高等教育改革的30年，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发展时期。第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表现在体制改革上，教育体制的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初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面的体制改革从南到北都有典型和代表，导师制、学分制……当时开创并实行的许多新制度到今天还在沿用。
到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90年代末，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迎来跨越式发展，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教育投入。在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完成规模扩张的同时，并行的还有高校合并、“985工程”等教育发展新举措。高教的规模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和人民群众对上大学渴求”这一矛盾，今天来看，供求矛盾和10年前相比已经大为改变。
今天我们要充分肯定高等教育的成绩，然而也要清楚地看到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其一是高度集中的行政化、官本位回潮，妨碍了高校的办学自由、独立自主。其二是市场运作介入高校办学的荼毒犹存，许多地方大学成为挣钱的机器。
广州日报：从政府到民间，对高等教育的走向存在共识：改革还要继续。那么，您认为下一步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杨东平：反思这30年，我觉得应该继续进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但后来被中断了的教育体制改革。体制才是核心因素。我们应该理顺两个关系：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行政和学术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改变的是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病，开始实行校长负责制。它主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高校应该按照教育规律来办学，而不是由教育部来办学。但改革进行到今天，我们实际上还是教育部办学，高校只不过照章办事。
如今，教育体制改革怎么改？首先政府职能要转变，在高等教育领域，应当改变教育部办学的现状，将办学自主权重新归还高校。政府作为主办者，退出高校的微观管理。其次，在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是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类似的制度。
广州日报：现在高等教育的现状和环境都有了很大不同。如果要继续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现阶段我们有什么优势和利好因素？在改革难度上，和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又有何差异呢？
杨东平：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教育改革处在一个好的转折点上，尤其是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奠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两个好的教育大环境。在过去几十年的历程里，高等教育完成规模扩张，高等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与十年前比进入大为宽松的时期，更有条件追求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学龄儿童数量减少，有数据显示，明年开始上大学的适龄人口数量将“回落”，到2015年大学甚至要面临生员不足的问题。
不过，下一步的改革阻力也不小。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怎么样来改革，大家还存在意见分歧，目标还不是很明确，需要在高教领域来一场思想大解放。
另外，对于下一步的高等教育改革，我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现在，公众力量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开始“发酵”：最明显的是媒体参与，很多教育改革是在媒体报道引发的大众关注下发轫的；同时，“两会”议政机制已逐渐成为教育改革的“论坛”和交锋场所，显著的例子是“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该制度就是在每年“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下逐步成形，并由上而下实行的；另外，民间组织的参与，他们发出的呼声越来越受关注。
还有一点可能并不为人关注，那就是企业对于教育改革的介入。事实上，企业的意见不容忽视，作为用人单位，企业是人才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拥有发言权。但是近几年企业参与影响教育改革的力量很薄弱，我希望有更多企业将促进教育创新作为企业责任的一部分。
发达国家的私立大学比重至少达到30%。没有一个国家能包办高等教育，这是一个通例
广州日报：自从1999年高校扩招后，有人说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必然导致教学质量滑坡，更有人将之称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大跃进”，并将近年大学生就业难归咎于此。您怎么看？
杨东平：毫无疑问，高校扩张是合理也是必须的，但在实际操作上速度和幅度都有点过大了。如果采用一种更理性的姿态进行，后来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避免。
从高校来看，迅猛扩招后高校陷入集约型状态，学校难堪重负，可以说教育的原有生态被改变了。现在大家争议的焦点在：教育质量存在下滑，大学生水平大不如前等。
就前者而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有清醒认识，给规模扩张“刹车”，要求高校回到内涵建设的道路上。近两年出现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目的之一也是促进高校提升本科教学。然而教学评估却有着“一刀切”的硬伤。事实上，对老大学没必要去兴师动众地评价，而新大学在很多指标上因为无法达标而弄虚作假。现在教育部门也在对本科教学评估作反思，以制订下一轮的评价模式。
而就高校负债问题，我认为涉及的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另一层面，即所有制改革。扩招后政府资源不足，高校贷款办学，债台高垒。可以考虑将一定比例的公办学校转型，实行股份制或者社会所有制，将政府办学的压力转为社会消化。在发达国家，私立大学比重至少达到30%以上。这在全世界是一个通例，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包办高等教育。
杨东平
1949年生。“自然之友”副会长，外围滚球app：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曾任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
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和文化研究。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21世纪生存空间》、《最后的城墙》、《倾斜的金字塔》等；编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社会圆桌》等。
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
高校应该脚踏实地
切勿只求一时辉煌
文/图 记者卢文洁
经过反复多次的诚恳相约，素来低调的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才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黄达人说：“我觉得高校的发展应该是脚踏实地、厚积薄发，而不应去追求一时的‘辉煌’。我的看法是，大学不要成为舆论的中心，不要成为社会上‘说事’的对象，所以我认为我们学校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要‘出经验’。”
中大本身就是一个“缩影”
广州日报：能否回顾一下中山大学在改革开放30年来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
黄达人：中国的高等教育走过了改革开放的30个年头，我本人就是1978年从工厂考上浙大数学系的研究生，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上世纪70年代末高等教育恢复发展。1979年，中大复办法律学系，由我国著名法学家端木正教授任首任系主任；1981年，复办社会学系，由著名社会学家何肇发教授任系主任；1988年，复办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由著名行政学家夏书章教授任系主任。这三位教授被大家敬称为“三老”。而中山大学是国内最早复办这三个学系的高校之一，可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山大学就接待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学术代表团。1984年，中大南校区大礼堂——梁銶琚堂竣工，这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第一所接受海外捐资并以捐赠者命名的校园建筑。上世纪90年代末，我到中山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发展急需拓展办学空间，记得当时我还为此攀过树枝，就是为了能看清一块被围墙围住的土地。
广州日报：又一年高考结束了。对于近年“废止高考”之争，贵校秉持何种看法？
黄达人：在目前国情下，尚未有一种更好的人才选拔方式可以替代高考，高考制度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是在现有条件下，对高考选才制度作一些尝试性、有益的补充工作。也就是说，我们既坚持“阳光招生”，又根据学校情况进行“自主招生”，择优选拔。
从去年开始，中大的“自主招生”分为A、B类资格。其中，B类资格候选人直接参加专家组“深度面试”，如果被认为是在创新实践或学科专业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即便高考成绩未达到重点线，也可被中大录取。
而在研究生的选录方式上，学校进一步扩大选才的自主性，中大将允许具备一定资格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平时参与科研情况进行“点招”，即只要老师提名，在经过一定考核程序后，学生可以不必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
扩招利用得好，也是机遇
广州日报：中大在提升教学质量上将采取哪些措施？今后招生的取向怎样？
黄达人：这几年社会上一直在关注扩招的问题。随着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大，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大提出了扩招的要求。中山大学是喝珠江水长大的，我们必须对得起广东人民，必须要努力完成这个扩招的任务。
不过，这些年虽然中大在粤的招生规模扩大了，但是生源质量并没有下降。显示在录取分数上，这几年我们在广东招生的录取平均分逐年上升，高分段人数占录取总人数的比例也有所攀升，如果将扩招问题处理得好，这也许是中大发展的一个机遇。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学校提出了“善待学生”的核心理念，并全面实施教师职务聘任制。
黄达人
1945年生，浙江象山人。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后留校任教。1998年11月调任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1999年8月至今任中山大学校长。
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全国优秀教师”。
如今，教育体制改革怎么改？首先政府职能要转变，在高等教育领域，应当将办学自主权重新归还高校。政府作为主办者，退出高校的微观管理。
——杨东平
我一往情深地追求改革，自认是最虔诚的改革者。即使是在被免职后的20年中，仍未停止对教育改革的思考、研究和探索。 ——刘道玉
我觉得高校的发展应该是脚踏实地。大学不要成为舆论的中心。中山大学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要“出经验”。
——黄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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